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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强:如何培养法律人才
2015-09-08 22:26  

如何培养法律人

——一种现实主义的困惑与思考

 

任强*

 

内容摘要:当代中国法学教育在“教”与“学”、课程设置和国际化方面都存在着诸多的缺陷。中国的法学教育必须回归司法问题,构建以案例为核心的教学模式,设置尊重专业导向的课程,建立多元化的培养体系。同时,中国司法部门与教育部门应携手改革国家司法考试制度,协调考试与教育的冲突,建立三段制的考试模式,合理引导法科毕业生的分流。中国的法学教育还应理顺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满足本土法律人才的需求,兼顾法学教育全球化的挑战。

 

关键词:法律人 司法实践 课程  国家司法考试 国际化

 

经过近四十年的发展,我国法律人才的培养机制日益完善,高校法律院系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大量的法学才俊,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随着时代的演变,我国法律人才培养模式的弊端不断凸显,如何建构更加合理的法学人才培养机制,成为当前十分迫切的问题,本文以下结合我国法学院本科生、研究生在“教”与“学”等方面的矛盾和困惑,对法学教育模式进行几点思考。

 

一、回到司法问题

 

由于我国法律体系以制定法为核心而建构,它属于大陆法系,因此重视法条的含义和诠释无可厚非,但是,当前的法学教育模式则将这种风格推到了极致,以致专业课堂几乎都讲授抽象原则和法条注释,这种情形首先体现在理论性较强的课程上,比如法理学、法律史学等,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学科的内容几乎都是抽象的法学知识、政治学和历史学等方面的内容介绍,和司法实践几乎没有关系,更为突出的现象是有些法理学教科书上满页都是实践,但和司法实践一点也不沾边。其次,抽象的教学模式还泛滥于部门法学的教学课堂上,由于部门法学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具体的法条和司法解释,因此相对于理论法学而言,其教学内容的实用性相对要强一些,有些课堂会引进一些案例来增强学生对法条的理解,但是,由于我国法学院很多从事教学的教师与司法实践是隔离的,他们既没有具体的司法经验,也无法从法院、检察院或律师事务所拿到案件的一手资料或者未经剪辑的案情材料,因此,他们只能用经过剪裁的简单案例或者构想的虚假案例来注释法条。但是,这样的“例证教学法”与司法实践之间仍然存在很大的鸿沟,无法使法学教育“接地气”。

众所周知,法学是一门实践性的学科,它不同于哲学等其他人文学科,哲学可以远离实践进行纯粹形而上学的抽象思考,但法学必须要面对实践中的具体纠纷,提供可操作的最佳解决方法。法学的性质决定了它是以解决具体司法问题为导向的学科,法学的构建必须以司法问题为中心,法学的讲授也必须回到司法问题本身。在法学的众多科目中,其思考的出发点和归宿都应该是司法实践中的纠纷,除非是从本体论追问法律存在意义的法哲学,它可以适当与司法实践保持一定的距离,否则,即使法理学中的绝大部分思考仍然要回到形而下的具体问题上,更不用说法学的其他科目,尤其是部门法学了。

就此,法学教育应该建立以案例为核心的教学模式,增加案例教学的比重,探讨案例中的法律问题,在案例中寻求解决纠纷的法律方法和手段,从案例中争议的焦点中理解法律概念、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则的内涵及外延,厘清其中的模糊之处,以法律的精义为基础延展其适用范围。与现实中以法条为核心比附案例的例证教学模式完全不同,这种教学模式以案例为核心理解法律,使法学教育至始至终能与司法实践环环相扣,使法学教学与司法实践处于同样的思考姿态,同样的思维模式,同时的理解与互动。

当然,在我国法学院建构以案例为核心的教学模式,并不是要照搬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首创的案例教学法,美国的案例教学法对法律思维能力的训练得到了公认,但是其缺点是使法律的全面性和系统性不能得到充分的讲解。[1]我国构建以案例为核心的教学模式,应当兼顾法律规则和原则,照顾法律体系的连贯性,同时吸收英美案例教学法的优点,指导学生在案例中练习适用、归纳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评价法律,提出相应的处理方案和法律对策,培育法律技能。

与现行的授课模式相比,以案例为核心的教学模式会给授课老师带来较大的挑战。首先,它需要教师改变以前讲授式的教学方式。在传统的法学教学模式中,主要以教师讲授法条的含义为主,学生将教师的授课内容视为正确的答案予以接受,这种授课模式的缺陷是从文字的角度理解法律,其学习法律的逻辑思维是从抽象到具体,然而,与千奇百怪的争议案件相比,无论是多么丰富的文字都是枯竭的,无怪乎实际的情形是,无论教师还是学生,课堂上理论讲得头头是道,面对疑难案件却无所适从。相反,在以案例为核心的教学模式中,在学生大体了解法规的含义之后,教师就要带领学生在一系列案例中寻找全面性和系统性的法律,其逻辑思维是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在这种授课的场景中,教师不再是颁布标准答案的权威,而要与学生一起面对鲜活的具体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是复杂而又充满矛盾的,讲授者需要带领学生在充满荆棘的丛林中探险,找到一条最佳的出路。无疑,这种授课模式需要师生之间的互动和鼓励,它既需要抽象的综合能力,也需要直观的类比能力,这种模式的教学特点是参与而不是灌输。显然,案例为核心的教学模式需要教师更多的课前付出和课堂灵机应变的能力。

其次,以案例为核心的教学模式需要以经典案例作为授课的素材。由于我国法院只公布部分判决书,这些判决书大多经过案情事实的裁剪,案件争议的真实原貌往往无从得知,因此,大量有学术价值的疑难案件无法成为法学教育的珍贵资源。要改变这种局面,不仅依赖于高水平的教师们共同协作挑拣有价值的实例,更有赖于司法实践部门开放档案,供法学教育者发掘这一司法资源富矿,唯有如此,才能使法学教育真正为司法部门培养出合格而实用的人才。

另外,法学教育模式回归司法问题,不仅吻合大陆法系推崇的法教义学,也能顺应现代法学教育中涌现的社科法学潮流。法教义学强调从法学之“内”探究法学,从法律人的内在视角体认法律的价值,从法律人对规则的内在理解做出合理的司法裁决。在我国建构以案例为核心的教学模式,不但不排斥对规则含义的尊重,而且从司法问题入手更能体现法律人在司法争议中的思考逻辑。比起单纯的法条诠释,回归司法问题的授课方式更贴近司法实践,也更能使教义法学的信条得到延伸和维系。与教义法学相对应的社科法学将法学当作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以社会科学的手段探讨外部环境对法律运作的影响,以此预测法律的未来走向,无疑,以案例为核心的教学模式同样能容纳社科法学的探究模式,以社会科学的标准和手段评判具体裁决,也可以成为以案例为核心的教学模式,就此而言,回归司法本身不仅在授课的内容上更符合法学学科的特征,而且在思考的方法上更贴近法学本身的规律。

当然,法学教育回归司法,除了革新授课模式之外,还要使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社会现实问题衔接起来,法学院应鼓励教师到司法实务部门从事一段时间的工作,使其具备一定的司法实践经验,同时要重视模拟法庭、法律诊所等其他法学实务教学模式,形成多元的法学教育体系。

 

二、尊重专业导向

 

我国法学院本科生专业课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根据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基本要求》,法学核心课程有十六门,分别是法理学、宪法、中国法制史、刑法学、民法学、商法、知识产权法、经济法学、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环境法与资源保护法、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绝大多数法学院将这十六门课程设置为必修课,选修课由其自行设置。目前,我国法学院本科生必修课科目太多,课时量太大。极大地压缩了学生选修课的空间和学习的自主性,其实,法学院本科生毕业之后的就业领域十分广泛,除了公检法司之外,还有政府、企业等,而目前的必修课设置主要是针对法院的需求而设置的,但是法院能够吸纳的只是法科本科生当中极小的一部分,对于大多数本科生而言,相当一部分必修课并不是他们在实践中所需求的,而实践中需求的一些课程要么是学生被必修课压制得没有时间学习的选修课,要么根本没有机会进入法学院的课程名单。

鉴于此,法学教育应该削减本科生必修课的数量,除了宪法学、民法学、商法学、刑法学、诉讼法学等课程之外,其他均应回归选修课,如此,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未来的就业方向选修课程。比如,诉讼案件在某些大型的律师事务所只占其案源的小部分,其大量的业务集中在上市公司、证券、并购、房地产等法律领域,对于未来到这种律师事务所工作的学生,不但要学习与法律相关的课程,他们还应当熟练掌握金融学、会计学、统计学等其他领域的知识。当然,有人可能有人认为,本科生可以到其他学院,比如经济学院或者商学院去选修这些课程,但这样的构想只有到综合性大学或者设立这种学院的大学才能实现,一个比较合理的设想就是对法科学生增加这些选修课,这样才能满足社会对法科人才的要求。

由于法律不仅包括法条,还涉及道德评价、普通常识、政策福利、利益权衡、政治争议等,这就要求法学院为法科学生提供与法律相关的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历史学、人类学、经济学等选修课程。掌握这些方面的知识后,在真实的案例中,遇到法律之外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知识,法律人就能驾轻就熟了。可能有人会质疑,如此法学院的选修课是否太多?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所谓选修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学生的兴趣和专业取向,正是在选修课上突出了学生的个性和特长,实现了学生就业的分流,避免了社会诟病的法学院的毕业生“千人一面”的情形。至于因为增设选修课而增加的成本,这是每一所优秀的法学院所必须付出的。

当然,由于法律处理的是人际纠纷,这就意味着它的涵盖面可能涉及超越了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范畴,它可能涉及某些自然科学和技术问题,与此相应,社会就会需求具有技术背景的学生,法学院确实无法开设这样的选修课程,这就需要鼓励学生跨院系选修了。正如波斯纳所说:“法学院应当要求缺乏技术背景的学生学一门会计和一门统计学;将某个或某些法律领域置于其(或它们的)技术语境的一门课程;并且,至少要在大学其他院系上一门纯科学或者技术性的课程,比方说,应用数学、统计学、经济学(程度要达到运用微分和统计分析)、物理学、生理学、生物化学、有机化学、工程学的某些分支或环境科学或计算机科学,目标是该学生先前的教育令他可能到达的高度,而无论其有多么复杂。”[2]当然,这就对专门性的法律院校提出了更高的挑战。

相对本科生的单一性而言,法学院研究生的分类十分混乱。我国法学院的硕士研究生种类之繁杂,在全球范围内罕见。除了法学硕士之外,尚有法律硕士(非法学)和法律硕士(法学)。据说当初这样设置硕士研究生种类的理由是将法学硕士定位为学术型的,将法律硕士定位为专业型和实用型的。然而,事与愿违,全国法学院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法学硕士并没有走向学术研究,而是走向了司法实践部门,这不啻是对当初设想的一种讽刺!如此,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法学硕士最终的就业导向和法律硕士没有多大区别,那么给他们设置的太多的抽象理论课程是否必要?强迫他们撰写和发表学术论文是否有意义?正视这种现实,首先要严格控制法学硕士的招生标准,避免没有兴趣从事学术研究的学生盲目报考。其次,还应该为法学硕士留出学术型和专业型分流的机会,使他们能更好地规划自己的未来。

 与法学硕士相比,法律硕士的培养模式争议更大,法律硕士的培养目标是实践性人才,但是,由于大学教师与司法实践部门处于隔离状态,现有的师资并不能满足实用型人才的教学和训练,由此而引发的情况是有些教师给法律硕士的授课重复本科的教学内容,或者掺杂一些研究性内容。这种授课对于法律硕士(非法学)尚可接受,因为他们的本科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法律教学,但是对于法律硕士(法学)来说,自然无法忍受一个教师在研究生阶段将本科的内容重复一遍或者学习一次本科内容的加强版,目前大多数法学院只能让他们到法学硕士的课堂去蹭课,根本无从顾及法学硕士培养方案与法律硕士培养方案的差异性。至于在职法律硕士(俗称大法硕)的问题就更加严峻,由于这部分学生来自于公、检、法、律师所等实务部门,他们对司法实践都很熟悉也颇有思考,让法学院的教师给他们教授实践性的课程,无论在法律业务的熟悉程度上,还是对司法实践难题的思考上,教师都可能不及学生,这种授课对教师的压力可想而知,学生的失望也在所难免。要解决法律硕士的培养问题,除了前文所讲的教师要回归司法问题本身之外,最可行的方法就是聘请大量有理论水平且实践经验丰富的法律从业者参与到法律硕士的培养当中来,这种参与既包括到课堂上授课,也包括指导硕士论文。如此,才能满足社会对不同种类研究生的需求。

 

三、改革司法考试

 

谈起法学教育,司法考试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在国家设立司法考试之前,我国的法学教育基本上属于着重理论讲解的素质教育,偏离了司法实践,司法考试将法学教育拉回到了职业教育,就此而言,司法考试对我国的法学教育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我国司法考试的考核内容、考核方式等存在严重的缺陷,给法学教育带了很多的负面影响。

随着我国高校法科学生的扩招,毕业生面临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除了法院、检察院和律师事务所要求法科毕业生通过国家司法考试之外,越来越多的用人单位也设置了这样的入门底线,这就使司法考试成为法学教育的指挥棒,如此造成的后果是法学院的教学几乎都要围绕司法考试而进行,有些老师甚至在课堂上主要讲授司法考试的内容。

那么,司法考试何以给法学教育带来负面影响?这就得考察一下我国司法考试的内容和形式。纵观我国历年的司法考试内容,虽然内容有所侧重,但变化不大。这些内容主要以考察法条为主,客观题居多,主观题居少。虽然有不少题目以案例分析的形式出现,但考察的主要还是考生对法条的记忆和理解,况且在这些案例当中,有不少是为法条量身定做的短小虚构案例,也即“因法设题”,且有唯一的正确答案。另外,司法考试的内容选择性的小题目极多,覆盖了十几门课程,每年的试题中出现几千个死记硬背的内容,显现出呆板和欠缺科学性。这种考试不可避免地就成为考察琐碎知识的方法,对于能背能记的考生十分有利,而对法律思维能力和职业素养的考察则效果甚微。有时还通过偏题、怪题作为拉开差距的手段。[3]这样的弊端还在延续。

20世纪30年代东吴大学法学院孙晓楼教授说:“讲到法律人才,我认为至少有三个要件:(1)要有法律学问;(2)要有社会常识;(3)要有法律道德。一定要……三者具备,然后可称为法律人才。”[4]反观我国的司法考试重在考查学生对法条和司法解释的记忆,其命题形式呆板,很难考查学生的法律思维和判断能力和司法实务水平,更不用说从试卷上反映法律人的社会科学知识和人文底蕴了,因此,我国司法考试离孙晓楼教授所说的“法律学问”要有不少的距离,至于法律人应具备的社会常识和职业操守就更无从谈起。尽管近年司法考试的科目增加了“司法制度与法律职业道德”,但是几道简单死记硬背题目难以了解考生的职业道德。因此,以司法考试来选拔国家法律人才,其作用是十分有限的,而鼓励记忆的考试方式带来的后果是受过系统法学教育的人反而难以通过考试,出现了“博士生考不过硕士生,硕士生考不过本科生,本科生考不过专科生,法律专业的学生考不过非法律专业的学生”这样的奇观[5]。而与此相对应的是各种以“通过考试”为唯一目的、传授司法考试技巧的培训班如雨后春笋,考生对其趋之若鹜,有些法学院直接沦为司法考试培训机构,而学术能力突出、知识积淀深厚、师资力量雄厚的优秀法学院,在司法考试通过率上未必能拼得过末流的法学院,使其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

由于我国司法考试允许大学本科三年级的学生和各个年级的研究生报考,所有的学生一进校门便将目标瞄准了涉及自己未来生计的“司法考试”,于是他们便像考托福、雅思一样来对待司法考试,如此,学生不但“学”的重心是司法考试资料,而且要求教师讲授的中心也是司法考试的内容,在他们心中,除非是为了获得保送研究生资格或者拿奖学金,凡是与司法考试无关的课程都是可有可无的,哪怕某个授课的教师学养再深厚,对司法实践的思考再深入,对他们来说也不过是学习生活的点缀品而已。可见,目前的司法考试实质就是我国应试教育的延续,以这样的考试来建构法学教育的模式,既无法完成法律职业教育的目标,也背离了教育的本意。

因此,改革我国的司法考试制度迫在眉睫。虽然目前我国司法考试的通过率低,徘徊在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左右。[6]但对于未来从事法律职业者来说,仅仅通过这样一个死背法条和司法解释的考试,就可取得成为一名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的资格证,其门槛未免过低。

因此,未来的司法考试可以设计为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重在考查法律的基本理论、法条、司法解释、与法律相关的其他学科的基础知识等。第一阶段的司法考试要求学生完成法学本科教育及以上学历方可参加,而且考试科目要减少,只考五至七门左右的课程即可,其中主要包括民法、刑法、诉讼法等核心课程,当然这一阶段的考试不能纯粹考察考生的记忆能力,也应体现法学本身的实践性特征,命题应当紧贴司法实践,要求考生在司法问题中理解法学的概念、原理、法条和司法解释的内涵与外延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知识等。

为了防止司法考试“绑架”法学教育,成为法律教育的唯一指挥棒,第一阶段考试应该适当降低门槛。以国外为例,美国的法学教育并没有成为以律师资格考试为中心的应试教育,由于其考试通过率高达70%80%,给法学院的教育没有构成太大的压力,美国的律师资格考试属于宽进宽出,从业问题留给市场去优胜劣汰。[7]德国的司法考试分两次进行,两次考试可以有两次报考机会,第一次国家司法考的通过率平均达到三分之二,而第二次国家司法考试的通过率高达90%,虽然德国法学院的教学与国家司法考试结合得比较紧密,这样的通过率显然也同样不会对法学院的教育构成太大的压力。[8]相反,由于日本司法考试的通过率只有1%2%,过低的通过率使日本法学教育备受压力,导致大学的法学教育成为为了通过司法考试而设置的应试教育,校园之外出现的大大小小的“司法考试辅导班”、“速成班”对法学院形成了巨大的冲击,这些弊端促使日本近年来改革司法考试制度,2009年毕业,第五次参加考试的毕业生合格率仅为7%2013年法学研究生刚毕业时直接合格率为39%2015年将司法考试由五年三次增至每年一次,这种改革有利于克服司法考试通过率过低给法学院的教学造成的弊端。[9]

在我国,同样应该降低国家司法考试的门槛,使大部分受过完整法学教育的学生均能通过,这样就给法学院松了绑,使各法学院在轻松对待司法考试的同时,为培养复合型人才目标和设置个性化的课程有了更多的选择余地。其实,当一个法科学生毕业后,如果他们走向政府、公安、公司等部门,并不一定非要参加司法考试,如果这些部门一定要他们通过司法考试的话,那么将第一阶段的司法考试设为他们用人的门槛就足够了。但是,如果法科学生要进入法院、检察院和律师事务所的话,就必须参加第二和第三阶段的司法考试。

法科学生通过第一阶段的司法考试,在法律实务部门实习两年以上,才能参加第二阶段的司法考试。这一阶段的司法考试科目可以在第一阶段考试的基础上相应扩大,考试内容以考察学生的法律适用技能为主,考试的方式既有笔试也有口试。第二阶段的司法考试可以设置较高的报考门槛,严格控制通过率,使优秀者才能走向下一阶段的考试。

司法考试的第三阶段应重点考察考生的职业伦理。职业伦理的考察内容重点是考生在实习期间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其考试形式既要求笔试,也要求考生现场回答考官的质询。第三阶段的司法考试时间可以在考生第二阶段通过之后马上进行,也可以延后一段时间进行。虽然司法考试的第二和三阶段是在法科学生走向社会之后进行,但它同样影响我国法学教育模式的设置。只有将三阶段的司法考试明晰化,高校法学院才能知晓自己的“教学”处于职业训练的哪一个阶段以及如何协调和适应这一阶段的司法考试的要求,法科学生才能明了自己人生职业规划的时段,并以此来制定可行的学习计划,如此,司法考试才能和法学教育完全衔接,而不打乱高校法学教学计划和妨碍法律人才的培育。

 

四、审视国际视野

 

近年来,法学教育的另一个焦点是国际化问题。在国际交流日益频密的今天,全球化浪潮咄咄逼人,高等教育国际化已经成为世界潮流和趋势,中国的法学教育需要应对这种社会需求。法学教育的国际化不仅是理念探讨,而且应该研究其实现的技术基础和制度安排。

随着国内法科大学生招生的扩张,法学院在招生与就业上的竞争日趋白热化,国际化无疑成为各家法学院法学教育的一张牌。不少法学院都在探索教育国际化的路径,其中包括派出教师进修、聘请外籍教师授课、交换学生、联合培养、全英授课、双语教学等。无疑,这些措施的确促进了我国法学教育的国际化进程和多元化发展,对法律人才的培养极为有益。但是,在追求国际化的道路上出现的一些问题需要及时地审视和反思。

首先是国际化与本土化。由于法律是基于主权国家的权威律令,无可否认,它带有浓厚的地方性色彩,因此,法律首先是解决本土纠纷的裁决手段,只有在本国人与外国人发生法律关系时或者本国法律无法解决争端而需要借鉴国外法律时,人们才需要学习或者参照其他国家的法律,因此,法律的根本特征是本土化,强调国际化不能疏忽法律的本土特征。比如,教师在讲授课中国法的课程时可以和国外的法律进行比较,但是,比较的目的是为了让学生更清晰地认识中国法的优缺点以及改进的可能性,但是有的教师却将大多数的课时量用于介绍国外的法律,涉及中国法时要么简单地评论,要么蜻蜓点水,几句话就带过了。这样的国际化只会产生本末倒置的结果。

其次,国际化与美国化。目前,在国际舞台上美国的国际影响力无所不在,一些法学院对美国法律内容和教学模式十分推崇,似乎法学教育的国际化就是美国化,这种对国际化过于狭窄的理解反而会阻碍法学教育的国际化。抛开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的区别不说,即使在英美法系当中,美国的法律与英国、加拿大等国的法律也有相当大的差异,更何况谈到国际化可能无法回避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的法律。此外,随着全球经济交往的密切,市场也需要熟悉亚非拉等国家法律的人才,因此,法学院应从全球的角度来认识法律的国际化,根据不同高校的资源优势和自身的特长,建立别具特色的国际化培养模式,以适应市场的不同需求,而不是以一个国家的法学教育作为国际化的唯一标准。

最后,国际化与语言。将法学教育的国际化简单地理解为运用外语教学是片面的,一门课程的教学是否达到了国际化的要求,衡量的标准有二:其一是它的内容是否达到了国际最高水平和是否反映国际最新进展,其二是它的教学方式是否能吸纳国外法学教育的优点,培养出国际化法律思维的学生,使教学效果国际化。就此,一个使用中文教学的教师也可以实现法学教育的国际化,这和是否使用外语教学没有直接的关系。当然,从学生的素质而言,如果师生的外语水平能直接满足教学的需要,则应鼓励教师使用外语教学或者双语教学,促进学生外语水平的提高,更有利于实现法学教育的国际化和服务于国际化的市场。

因此,法学教育的国际化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学生国际化。学生国际化不仅要求学生应具有学习国外法律的法律职业素养和人文素质,而且要开放国内法学教育领域,广泛吸纳国外的学生进入中国的法学院。目前,我国法学教育的对象绝大多数是国内的学生,很少一部分是留学生、交换生或者联合培养的学生,我国法学教育学生的国际化程度不高。目前仅有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清华大学法学院、北京大学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等面向外国来华学生和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学生开设了硕士层次的全英文中国法学教育。[10]这种培养模式仅仅是向学生教授中国法的基本知识,尚不足以使外国学生真正融入中国本土的法学教育当中。因此,开放法学教育的市场,既要推动国内的学生去国外的学习法律,也要鼓励外国学生真正走入中国法学教育的课堂,如此,既可促进学生之间对不同法律文化的理解,也可以促进课堂教学的国际化程度。

第二,师资国际化。要实现法学教育国际化目标就需要一批具有国际视野、国际水准,能够熟练运用外语的教师。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法学教育国际化的师资还比较缺乏,这需要法学院加大对本院教师的培养力度,增加教授国外进修、访学等国外学习和交流的机会,同时加强国外师资力量的引进,除了延揽具有国外教育背景的教师之外,还可以采取特聘、临时聘请、兼职、客座、访学、交流等方式引进国外高质量的法学师资,补充自身的国际化教师的不足。比如,在清华大学法学院和天普大学法学院合办的LLM课程项目中,美方长期派出两名教师到中方课堂全英文授课,就是师资国际化的一种有益的尝试。当然,师资国际化是建立在本土法学教育的模式基础上的,它是对本土化的一种补充,目前有的法学院唯洋学历是举,非海龟不进,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第三,课程设置国际化。对于任何一所法学院来说,教学的主体内容是国内法,在完成法学主体教学内容的基础上,可以增加比较法的内容,比如讲授侵权法的,可以增加其他国家类似法律知识的学习;另外,法学院可以根据自身的师资设置外国法律理论、外国法律制度等大量的课程供学生选修,加强学生对国际政治、国际金融、国际投资的学习,同时使他们能了解其他国家的历史、文化等领域的知识,培养法科学生的世界公民意识和人文情怀。多元化的课程选择,可以实现本国与他国、一国与多国之间的法律知识和法律思维的平衡,使不同的法律智慧得以交融、共鸣和交流,摆脱狭隘的地方主义。

第四,教学方式国际化。国际化的法学教学方式要培养学生熟练阅读和讨论外国案例的能力,将案例教学法等西方教学模式引进课堂,学生不能只当安静的听众,要增加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和参与程度, 提高知识沟通的效能。同时,法律教育的国际化还要推广和完善模拟国际法庭、国际商事模拟国际仲裁庭、模拟国际法律谈判等教学模式,这些措施将大大增加学生近距离接触国际化法律实践的机会,在模拟实践中培养学生的国际化法律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帮助学生实现理论到实践的过渡。另外,尽管语言并不决定教学国际化程度的高低,但应鼓励涉及外国、西方、比较等内容的课堂使用外文阅读材料,运用外语或者双语教学,无疑,熟练掌握和运用法学专业外语对学生未来走向国际市场是大有裨益的。

总之,近年来,我国法学教育得到了蓬勃发展,但就整体而言在法学教学模式、专业导向、法律人才选拔机制和国际化的培养方式等方面都存在诸多的问题,这些问题对培养学生的法律知识和法律技能都构成了障碍,而不同的法学院又因特殊的办学条件和环境又会面临自身的困惑,本文只是对我国法律人才培养方面遇到的共性问题进行了几点肤浅的思考,难免挂一漏万,仅供方家参考。

 

 

How to Foster a Lawyer:  A Confusion and Consideration on Realism

 

Ren Qiang

(School of Law Sun Yat-sun University, 510275, Guangzhou )

 

Abstrct: There are many defects of teaching, learning, courses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on Chinese legal education. Chinese legal education must go back to judicial problems, base a teaching model on cases, set up course on professional guidance, and establish diverse educational system. At the same time, Chinese ministry of justice and Chinese education ministry should reform the National Judicial Examination together, coordinate the confliction  between National Judicial Examination and legal education, set up examination mode by three stages, and distribute law graduates reasonably. Chinese legal education should also harmonious the relation between loc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local legal professionals, and give consideration to the challenge from the globalization of legal education.

 

Key words:

Lawyer, judicial practice, course, National Judicial Examin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 中山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1] 参见[]罗伊·斯塔基:《完善法学教育——发展方向与实现途径》,许身健等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128136页。

[2] []理查德·波斯纳:《波斯纳法官司法反思录》,苏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91-392页。

[3] 张西瑞、徐玲:《关于完善国家司法考试的研究与思考》,《中国司法》2009年第2期。

[4] 孙晓楼:《法律教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10页。

[5] 参见:李红海:《统一司法考试与合格法律人才的培养与选拔》,《中国法学》2012年第4期。

[6] 参见:《司法考试通过率数据分析》,中国教育在线,网址:http://zige.eol.cn/kao_shi_kuai_xun_2600/20141122/t20141122_1204666_2.shtml

[7] 参见何勤华、陈灵海:《统一司法考试之后的法学教育》,《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8] 参见邵建东:《德国法学教育制度及其对我们的启示》,《法学论坛》2002年第1期;李道刚:《德国法学教育述评》,《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

[9] 参见孙笑侠:《法学教育的制度困境与突破——关于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等法律职业制度相衔接的研究报告》,《法学》2012年第9期;[]棚濑孝雄:《日本的法学教育及其改革》,王晓芳整理,《法律适用》2002年第5期;《日本司法考试将改革:由53次变为每年1次》,《环球时报》 2015 1 8

[10] 冯玉军:《略论当前我国法学教育体制存在的问题》,《政法论丛》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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