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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陇籍法学家论坛”活动之二:“‘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背景下法学教育的发展与改革”主题报告与研讨
2015-09-08 02:39  

(一)“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简介

2011 1223 ,教育部与中央政法委员会联合下发了《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若干意见》的文件,该文件指出:“近年来,我国高等法学教育快速发展,体系不断完善,培养了一大批优秀法律人才,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但我国高等法学教育还不能完全适应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需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还不够深入,培养模式相对单一,学生实践能力不强,应用型、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培养不足。提高法律人才培养质量成为我国高等法学教育改革发展最核心最紧迫的任务。”根据该文件精神,“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旨在“经过10年左右的努力,形成科学先进、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学教育理念,形成开放多样、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律人才培养体制,培养造就一批信念执著、品德优良、知识丰富、本领过硬的高素质法律人才[1]

2012 526 ,由教育部、中央政法委联合举办的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启动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教育部副部长杜占元、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姜伟出席会议并讲话。教育部党组成员、部长助理林蕙青主持会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外交部、公安部、司法部、商务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领导,以及全国开设法学专业的高校负责人代表出席会议。会上,由教育和公检法等多部门组成的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指导委员会、专家委员会正式成立。北京大学等20多所高校将与各级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企业等共建一批法学教育实践基地和100多个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此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在法学人才培养领域开启了教育与用人部门共同培养法律人才的全新模式[2]

20128月,甘肃政法学院有幸成为首批入选该计划“西部基层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的甘肃高校,这为甘肃政法学院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同时也使甘肃政法学院在推进法学教育教学改革、提高法学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方面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二)西北政法大学王健教授的主题报告

 “‘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背景下法学教育的发展与改革”是第二届“陇籍法学家论坛”所确定的两大主题之一, 926上午,西北政法大学王健教授就该问题向论坛做主题报告。在报告中,王健教授首先就甘肃政法学院首批进入国家“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行列表示了祝贺,他说:

首批进入“卓越计划”的学校全国一共68个,三类基地一共最后批了94个,其中复合型应用型的是60个,涉外的是22个,西部的12个。开办法科教育的学校一共是68所高校,当中不包括科研院所、党校、军校,其中三类基地的学校一共5所,承担两类基地的是16所学校,承担一类人才培养基地的一共47所。我国现在开办法学教育的高校(不含科学院、社科院、党校、军校、自考等)一共是六百二十多个。可以想象一下,六百二十多个院校中的六十八所,几乎可以说是百里挑一。就甘肃省来说呢,有这个平台的只有兰州大学和甘肃政法学院这样两所大学,兰州大学承担的是应用型复合型的,甘政法承担的是西部基层型的,就这样两所,因此西部基层培养这样一个平台,甘肃省只有甘政法一所学校。所以我觉得甘政法率先进入法学人才培养这样一个行列,在新一轮的法学教育重整布局过程中占据这样一个先机,确实是一个可喜可贺的事。

在报告的主体部分,王健教授根据有关文件、讲话精神并结合其本人的观察,重点论述了三个问题:第一,“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制定和实施的背景;第二,“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目标、任务和措施;第三,对法学教育今后的改革和发展趋势的个人看法。在阐述第一个问题时,王健教授指出:

制定和实施“卓越计划”的宏观背景,首先是党和国家对政法队伍建设和法学教育的重视有关,法学教育要进一步做调整,重新推动它的发展。不管是“十二·五”也好,新一轮的司法改革也好,都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是这个抓手平台,这个概念怎么来提取,最后是用了“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这样一个概念。07年底的时候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政法方面的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政法干警招录培养体制改革这样一个问题,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讲话中也提出目前政法队伍建设面临很多问题,数量质量不能适应政法工作形势。素质跟不上,警力不强,数量方面,尤其是西部基层人才断档,所以要改革政法干警的招募工作。这是总书记提出来的,“中政委”逐步解读扩展信息内容。09年西北政法大学向中央政法委提交关于法律体制改革的建议时,周永康同志也有批示,说法学教育应该有一个统筹,进一步关注这个问题,且要求司改办在司法改革的时候对这个问题进行落实。08年温家宝考察中国政法大学时也强调了培养法律人才在当今国家发展中的必要性,“一个国家如果把依法治国作为基本方略的话就必须重视法律人才培养”。从这点上说,怎么强调法律人才培养的重要性都不为过。09年国务委员刘延东收到上海交大九三学社社员韩永强提交的《以特殊方法培养国际法尖端人才》报告,刘延东在报告上批示,请教育部研究这个问题。11年吴邦国委员长从全国人大的角度对我国的法律体系的状况做了一个标志性的宣告,从党和国家的角度来说就是法律体系的形成、执法与司法的问题、司法与人才的问题都要跟上。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政法队伍和法学教育的关注和重视,也和法学教育本身存在的问题有关。问题在 “中政委”、教育部《实施卓越法律人才计划的意见》中有很简短的一段表述“我国的高等法学教育还不能完全适应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需要”。不能完全适应,主要表现在数量和质量两方面。问题还存在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不够深入、培养模式单一、学生实践能力不强、应用型复合型法律执业人才培养不足。提高法律人才培养质量成为法学教育最核心最紧迫的任务,“卓越计划”针对现今法学教育存在的问题就是这样一段简短的概括。2011年全国开设法学的院校有623所,有法学硕士一级学科设置的院校118所,有法学二级学科设置的院校49所,一级学科博士点38个,二级学科博士点4个,有法学院校专任教师58417位。2010年法学本科招生7.8万多人,毕业7.3万人,在校生29.7万多人。硕士研究生招生1.2万人,毕业1.3万人,在校生3.8万人。博士招生1314人,毕业1008人,在校生5056人。2010年全国法学专业就业率平均79.41%(此统计仅作参考)。有针对性的法律人才不足,一类是涉外法律人才,能在国际舞台上占有一定地位的法律人才缺乏;一类是西部基层法律人才的缺乏,基层人才断档。法治理念推行不够,“中政委”认为推广效果不好。培养模式单一说的是高校封闭办学,人才培养只限于在学校内部书本上和学校教师,未利用国际资源,例如国际联合办学就可以使人才培养模式多元化。另外学生实践能力不强,学校应当与用人单位搭建平台。除上述问题之外,包括教师、学生主要进行传统的理论化教育,先理论后实践,在教育环节里应注意实践环节。教师没有实践经验,那么就需要引入实务部门人员做兼职教师,实践能力不强就不能适应需要,因为当我们把法学教育目标定位于学术型和理论型时,实践能力强不强评价标准肯定不会这样设定,而是看你检索文献的能力、阅读文献的能力、国内外学术动态的掌握能力强不强,是学术型导向。但现在大量法学毕业生要就业、要工作,所以实践能力强不强成为一个标准。在“卓越计划”最初的一些文件中也指出了教育行政管理和学校内部存在的问题,例如六百二十多个法学高校如何被批准,其中73%是最近10年新设的法学院校。实际上中国正式的法学院校并没有那么多,硕士授权单位也只有二百多所高校,六百多所法学院校显然就有一些虚的成分。但六百多所法学院校给人的印象就是法学教育太滥了,人太多了。教育司高教司对本科专业设置标准和申报评审审批工作流程都有具体制度,但教育体制管理并未考虑行业的需要,政法系统每年究竟能消耗多少法学毕业生,以此来反推测算法学院的规模有多少,法学院的设置的总量应当如此,但教育部无力完成这个问题。问题昭示法学教育的方式肯定要整合,需要考虑如何来回应社会需要,也适应自身办学优势的发挥。

紧接着,王健教授紧紧围绕教育部与中央政法委联合下发的《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若干意见》阐述了“卓越计划”的目标、任务和措施的基本框架。

对于总体目标,教育部的考虑是在未来十年左右,形成一个先进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学教育理念,形成开放、多样、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律人才培养机制,培养造就一批信念执着、品德优良、知识丰富、本领过硬的高素质法律人才。这也是教育部前所未有的对法学教育提出的工作思路和方案。第一是在这个顶层设计之上,主要目的是形成一个关于法律人才培养的国家标准,包括法学院的准入条件、标准等在内,通过方案的实施形成法律人才培养的国家标准。根据国际法律事务的尖端人才和执法、司法两方面培养目标的不同,研究制定分类的培养标准,使得人才培养目标和需求衔接更紧密。第二是要解决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单一的问题,正面的说就是要创新法律人才培养模式,教育部已经实施了许多方案,例如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计划、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农科教合作培养计划、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等,对于法律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最后也采用了“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这样的提法。通过“卓越计划”加强国际办学、国际交流之外,在实施过程中不再限于学校封闭的自我循环,要和实践部门合作来解决培养模式单一的问题。第三是解决师资队伍素质不高的问题,实际上还是一个评价标准的问题,如若以实际需求导向为标准,那么学校的师资肯定是有缺陷的,因为他们擅长的地方是教授理论知识,但实践能力的这些经验,学校的老师是不够的,因此与实践部门的互动实属必要。有些地方已经有类似的实践,要求学校35岁以下的教师必须到法院、检察院做助理法官检察官或者副职等挂职锻炼,解决教师实践不足的问题。与此同时,立场要重新转换,理论和实践要兼具,教学评价标准、教学重点都会随之发生变化、重新评价。另外就是派往海外学习交流,对于涉外培养基地的计划中就包含这部分内容。第四是要搭建一批法律人才培养的实践平台。时下最流行的211工程,核心意思就是政产学研用一体,用人单位要与学校搭建合作平台,定期来上课作为工作一部分,学校的教学服务也要和实务部门形成一个机制。“卓越计划”的核心就是说要加强与实践部门的合作与联系,这也是“卓越计划”实施的突破口。从任务上来说,根据现实当中法律教育中存在的问题逻辑地推出下面这么三类。第一个任务就是设计分类型的人才培养模式。一类是涉外的、参与国际竞争的,对传统的法学教育的泛泛的表述开始具体化,人才开始分类,这也是分类指导思想的一个结果。另一类是应用型和复合型的,应用型的是指法律教育有实务导向而不是过去给教学科研培养教师和法学家的导向。复合型的怎么来理解呢,目前讨论的也不太多。应用和复合在胡总书记的讲话中也有,当时叫“复合型的法律应用人才”,后来又做了修改。基于现实,法学院本科生、研究生现在规模都非常大,对于研究生国家已经认识到主要问题不是培养师资能力,所以设置了法律硕士,就非法学分科背景的这一类来说,肯定是复合型的了。在国内,应用型复合型基地第一批设立60个基地,涉外22个基地。第三类是针对多年提出的西部基层问题,按说这一类和应用复合型之间是有联系的,但它是根据需要针对性的提出的。所设计的这三类都可以回应我国对政法队伍建设和法学教育的需要。这就是“卓越计划”的第一个任务所说的设计分类型的培养机制。第二个任务是创新机制,就是高校和实务部门联合培养的一个机制。加强实务部门与高校合作,实务部门要介入到学校的培养方案的制定、课程设计、优质教材的开发、教学团队的构建、实践基地的共建,探索形成一个常态化、规范化的高校和实践部门合作的一个机制;另外探索国内和海外合作培养的机制,加强访学、教师互派。第三个任务就是法治理念教育,继续加强推进法治理念。第四个任务就是强化法学实践教学。第五个任务就是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工作措施中具体有这么几个:第一是建设人才培养基地,现今已确定的应用型复合型基地60个,涉外基地22个,西部基层12个。第二是高校和实务部门搞双签计划,高校和实务部门相互挂职,派一千名高校骨干教师到实务部门挂职一到两年参与法律实务,然后再吸收政法部门的一千名实务部门的专家到学校实际参与法律人才培养教学。第三是法学院校和实务部门共建一百个左右的示范性教学基地。第四个是利用基金等各种途径开展法学教育国际交流合作。第五个是形成一批教材,我们的教材也反映了法学教育模式、观念和时代背景的变化,突出体现就是法学教育基本模式还是97版新的学科目录形成之后的14门核心课,因此新的一轮教材要重新编写。第六个是在方案实施过程中制定法律人才分类的国家标准。

在报告的最后,结合这一主题,王健教授对法学教育今后的改革和发展趋势阐发了自己的四个看法。

第一个看法是法学教育的观念、法学教育的指导思想、法学教育的理念有一个大的变化。过去十多年办学的指导思想都是以重点学科建设为导向,现在则是以社会实践需要为导向,“服务需求、突出特色、创新模式、严格标准”都将成为新一轮法学教育发展当中的重要理念。第二个看法是“卓越计划”的实施势必在现有的法学教育机构当中形成一个新的分类格局,现今法学院校大致按照以下层级分等,第一级985院校,分“前985”、“后985”,“前985”有北大、清华,后来又加入20多个;第二级按大学享有资源和身份地位来分是教育部批准设研究生院的高校,又细分为前22、后34个,一共56个研究生院科研学校;第三级是211院校,百所左右;第四级是博士授权单位;第五级是硕士授权单位;第六级是学士授权单位;接下来还有民办学校等。法学教育资源是按照这套等级来分配的,对于法律教育的资源的整合就有相当大的影响。这套身份标准是支配学科建设概念为导向的办学理念的时代背景为前提,现在通过“卓越计划”的实施有可能重新分配格局。我们可以说现今进入“卓越计划”基地的高校,从国家层面上来讲它是被需要的,例如甘肃政法学院,虽然它是省属的学校,但它进入首批培养基地,那它就是被国家需要的。第三个看法就是今后对法学教育的评价标准体系也将有一个变化,从这次申报“卓越计划”的表就可以看出,过去对一个学校进行评估用学科建设标准——相当繁琐的一套标准,论资历、比指标、看总量。这次申报时则主要看实际需要,注重申报学校的办学历史,一改过去教育部追求的所谓跨越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更加合理、科学。第四个看法是对“卓越计划”下一步如何发展来说则是机遇与挑战并存。

(三)关于该主题的分组讨论

9 26 下午,应邀参加第二届“陇籍法学家论坛的”张世明教授、顾永忠教授以及兰州大学法学院刘光华教授、西北师范大学社科处李玉璧教授、甘肃政法学院刘晓霞教授、王花教授、黄荣昌教授等就“‘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背景下法学教育的发展与改革”问题共同展开研讨,讨论会由甘肃政法学院教务处处长魏克强教授主持,甘肃政法学院部分学生参加了讨论会。

讨论会上,张世明教授首先发言。张教授从法学人才培养的“专与博”问题谈起,他认为,近代大学的学科体制最初仅仅是作为一种欧洲现象而存在,它后来随着西方文明的扩张而逐渐蔓延,到1945年这种扩张在全世界铺开。毫无疑问,大学的学科制度为人类的生产提供了有效的支持,有助于学术链条的建立和学术组织上归属感的生成。但是学科体制发展中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学科的惩罚机制就是一把双刃剑,它在规范学科发展的同时也对知识生产的边界予以刚性的界定,从而使得人类知识的成产出现板结化现象,这样就造成很多问题。张世明认为学科的分科体系并不是完全理性的、逻辑的,它是一种人为的建构。在列举了欧美国家的大量实例之后,张教授突出强调了跨学科的交融是很重要的。张世明教授指出,不管是教的还是学的,我们必须持有一个问题意识,有一个核心问题的设定并谋求解决,做学问就应该这样,正如一句广告词所说,50年只做一件事。张教授认为中国现在出不了大师很可能症结就在这里。

顾永忠教授在发言中首先谈到了他对我国当前法学教育的感受五点感受:第一,法学教育管理无序,法学院遍地开花;第二,学生数量猛增,质量下降;第三,培养模式单一,老师们缺乏经验积累,教学方式死板,以单向灌输方式为主,而不是双向的、互动的、交流式的教学方法;第四,学生就业前景暗淡;第五,西部严重缺乏法学人才,青黄不接,后继无人。同时顾教授谈到了自己的四个想法:第一,切实改革培养模式,明确培养目标;第二,改良师资结构,强化实务型师资力量;第三,调整课程结构,加大实践力度;第四,采用多种教学方式,比如案列教学、模拟法庭等。在发言中,顾教授特意强调了国家官方层面所应发挥的作用:第一,教育部等主管部门要控制法学院的规模,使其数量不再扩大,而是向优质化转变;第二,教育主管部门要与中央政府部门联合出台相关政策法律等,保证使实务部门到学校来学习,让学生到实务部门去锻炼。使其真正落到实处;第三,中央有关部门与教育部门出台对学生到西部工作的长期优惠政策。

刘晓霞教授在发言中谈了她对我国当前法律人才培养的三个基本判断以及对“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反思。在谈到我国当前法律人才培养的状况时,刘晓霞教授的第一个判断是我国当前法律人才培养的目标已经基本上确定下来了,这一目标就是以职业化或职业性为导向培养应用型、复合型法律人才。她以此次“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为例,该计划有一大块内容是关于应用型、复合型法律人才培养的,并且确认的“应用型、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教育培养基地”达到了60个。刘晓霞教授的第二个判断为,法律人才培养的区域化、类型化现象已经出现了,这在此次“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中有着充分的体现。刘教授的第三个判断是关于法律人才培养的地方性问题,她认为地方性院校的法律人才培养一定要和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需求相适应。

在谈及对“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反思之前,刘晓霞教授先谈了她对西部高校在开展法学教育过程中的几点反思。首先她认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也体现在了学科建设上。刘教授认为西部法学教育的发展必须要有资源和政策上的支持,否则我们只能是“第三世界”,而法学教育的这种不平衡也不利于我国法学教育整体、全面、协调的发展。其次,刘教授认为,西部高校的学生来自西部,师资来自西部,学生毕业后大多又在西部工作,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小循环”或“微循环”,而这样的循环是不利于西部地区法学教育的长远发展的。刘晓霞教授关于该问题的第三个反思结合甘肃政法学院被确定为“西部基层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的事实认为,既然我们是面向西部基层的,那么我们所培养的学生就必须要掌握关于西部的区域性知识,而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改变现有的教学计划,否则无法培养出西部基层法律人才。

刘晓霞教授对“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反思,首先是对“卓越”二字的反思。刘教授在做了一系列诠释之后强调,“卓越”即是我们追求的方向。其次,关于高校与实务部门合作培养机制的反思。刘晓霞教授认为这种新型的人才培养机制使得高校不再是单独的培养主体了,实务部门也必须在人才培养的过程当中担负起责任来。“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将法律人才分为三类,即“应用型、复合型”、“涉外型”以及“西部基层法律人才”,尽管这三类法律人才所针对的方向是不同的,但刘教授在谈及她的第三个反思时结合法科生当下的就业状况认为,对这三类法律人才的培养都必须强调“复合型”。在发言的最后,刘教授强调,法科生不能只明白法理而不明白事理,她希望法科生在学习法律知识的同时要更多地了解社会。

西北师范大学社科处副处长李玉壁教授在发言中介绍了西北师范大学开办法学教育的相关状况并就“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李玉壁教授介绍到,西北师范大学自1993年开始试办法学专科专业,此后在1996年招收第一届法学本科生。虽然目前西北师范大学的法学专业开办时间不长,师资及学生数量较少,但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也积累了丰富的教学及科研经验,为西北师范大学法学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外,李教授还就西北师范大学正在申报的“华夏文明传承保护与创新发展协同中心”项目向大家做了介绍。

在谈到“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时,李玉壁教授认为“卓越”的法律人才必须达到以下四个方面的要求:第一,必须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甚至包括广博的人文社科知识以及自然科学的知识;第二,要有良好的法律思维能力;第三,要有解读法律问题和法律现象的能力以及表达问题的能力;第四,要有良好的人际沟通能力和法律实践能力。李玉壁教授认为“卓越法律人才”最重要的能力是应用法律专业知识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即动手能力,而现在许多法学院校开展的模拟法庭、第二课堂、法律诊所等教学活动是与实践相脱节的。李教授指出,对法律人才的培养可以学习借鉴其他专业对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做法,比如师范院校培养教师的做法,也可以如医学院校那样采用五年学制的做法,最后一年安排学生在实践部门参加实习。李玉壁教授认为,“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有许多东西需要在理论上进行研究与探讨,同时这些理论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验证,而人才培养的过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该计划的成熟与否可能需要好几年的时间去总结、概括、提升。在发言的最后,李玉壁教授指出,该计划的思路是好的,但需要国家出台具体的相应政策及投入来保证该计划的落实,否则仅靠院校很难将其深入推进。

兰州大学法学院刘光华教授在发言中认为,我国目前这种教育体制下的法学人才培养模式已经不适合当下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对法律人才的需求,因此才有了“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尽管当前的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着诸多问题,但是“卓越计划”必须在现有体制所积累的已有经验的基础上展开,因此该计划必须能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刘光华教授以“高、中、低”三个层次的划分来分别对应“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所提出三类法律人才,即“涉外法律人才”、“应用型、复合型法律人才”、“西部基层法律人才”。刘光华教授认为中国加入WTO之后必须面对全球市场,而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当下出现了涉外的高端法律人才极度匮乏的局面,培养“涉外法律人才”即是为了应对这种状况,但刘教授同时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从目前来看恐怕十年内都难以见效。在谈及培养“应用型、实践型法律人才”的问题时,刘教授认为我国当前的法学教育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即是在教学活动中理论与实际的脱节,因此必须加强对法科生应用性、实践性技巧的培养。在谈及对“西部基层法律人才”的培养时,刘光华教授指出,我国当前的法学教育忽略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忽视了西部地区对法律人才的特殊需求,因此“卓越计划”提出培养“西部基层法律人才”是很有必要的。刘光华教授在发言的最后特意指出了他对“卓越”一词的理解,在刘教授看来,最能适应一个地方的法律发展需求的人才即为“卓越的”法律人才。

黄荣昌教授以“改革传统的法学教育模式,全面提高法科学生的综合素质——以六种能力的培养为基础培养法律人才”为题,从强化学生法律实务技能并结合其所从事法律实务或者实践性教学课程的方面来发言。黄荣昌教授在发言中着重强调要培养学生的六种能力:第一,阅读的能力;第二,倾听的能力;第三,询问的能力;第四,思考的能力;第五,说的能力;第六,写作的能力。

刘晓霞教授对黄荣昌教授的发言进行了回应。

我记得2010年法学专题研讨会上 老师就将自己的这样的心得跟各位老师分享过,当时也有些老师也提出了质疑,认为读、听、写、问这些是学习任何一门学问都应具备的能力,你把共性的一些东西放在法学上面应该有自己的一些解释。关于技能的培养有不同的说法,比如说西南政法大学在他的法律文化里面提炼出四个字“学、问、思、辩”,广西大学法学院提炼出来的人的培养叫三个一——“一颗公心,一张铁嘴,一支硬笔”。意思也就是刚才这些能力。刚才李玉璧老师说的很好,他认为能力培养包括扎实的专业知识,广博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精神,良好的法律思维,解读和表达的能力,沟通的能力,各自表述,有不同的表达方式。黄老师有多年从事法律实务的经验,且法律诊所法律援助的课程自始都是由他在做,所以他本人对法律技能的培养的感受要比我们多。

王花教授的发言以“法学实践教育中的评价制度与思考”为题,她更多的表达了对“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的”困惑。第一个困惑为,是法学实践教育还是法学实践教学?王花教授认为从长远来说,法学教育是个历程,而不能仅仅停留或指望我们法学院校的教育当中,如果我们把他作为历程,它包括的就有很多,比如具体的教学活动,完整的教育经历,科学的教学模式,有效的教育机制以及目标定位的教学对象评价过程,它是一个整个的速成过程而不是某一个环节。第二个困惑为从目前的这种教育教学活动来看,最后是应该称之为考核,评价还是考试?王花教授认为,考试成为我们现在最大的指挥棒,而在我们教学过程中中性的非一锤定音的这种评价制度可能更为合理一些,评价制度相比考试具有多元化、动态化、中性化的特点,我们怎么能在高等法学实践教育过程中把这种考试制度转化为评价制度,这应该是个重要的问题。评价有定值评价也有定量评价,有整段型评价也有整合性评价,评价方式、体系、设置不一样,那么它考试就会截然不同。第三个困惑是关于实践性教学的,即使我们从考试变为评价,这种评价对于法律职业人来说应该是“学徒式”评价还是“学院式”的评价?王花教授认为,动态的过程必须要贯彻到教学的各个过程,这一套制度才应当是我们实践教学中关注的问题。



[1] 见教育部网站“信息公开专栏”,网址http://www.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3875/201204/xxgk_134451.html 2012 10 15 访问。

[2] 见中国法学网“法学研究动态”,网址http://www.iolaw.org.cn/showNews.asp?id=30633 2012 10 15 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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