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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法学教育理论若干问题的讨论——“首届陇籍中青年法学家论坛”研讨成果综述之二
2015-09-08 00:35  

2009 10 24 下午,系列活动之一的“陇籍中青年法学家学术研讨会”第三、四场就“法学教育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甘肃政法学院科研处处长、教授魏克强主持研讨会。

第三场学术研讨会由 汪世荣 教授作开场发言, 教授针对“法律诊所式教育”的沿革、内容、框架及其构建进行了系统检讨,总结了该制度在我国运行十年来的概况。

诊所式法律教育起源于美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它借鉴了医学院学生在医疗诊所临床实习的做法,倡导在实践和经验中学习法律和律师的执业技能。在中国,诊所法律教育是指:法学院学生在一个真实或虚拟的“法律诊所”中,在有律师执业资格的老师的指导下为处于困境中的受援人提供法律咨询,“诊断”他们的法律问题,开出“处方”,为他们提供解决法律问题的方法,并亲自为他们提供无偿的法律援助服务。法学教育的根本在于法学实践性和应用性教育,诊所法律教育模式,将法律实践融入学生的理论学习之中,在提高学生法学理论学习与实践能力的结合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可以说诊所法律教育是新世纪中国法学教育的一项重大改革,是国外先进教学模式与中国法律教育实际有机结合的成功尝试,必将对中国高级法律人才的培养产生重大影响。 西北政法大学是国内首家自发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院校。引入诊所法律教育是西北政法大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改进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强化法学实践教育的重要举措。自20009月至20059月,589名同学参加了诊所学习,代理诉讼案件108起,提供义务案件咨询2657件。[1]我们在诊所法律教育的实践基础上,总结出来了中国的诊所式法律教育的“西北模式”。“西北模式”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遵循培养律师,推进法律职业共同体形成的教学目标;学习如何从自身经历中学习,创新法学教育理论与方法;提供有价值的法律援助,推动法学教育改革和法律职业发展,促进社会公正的实现。[1]

其后, 王健 教授纵观古今,横跨中外,以广袤的视角对法律教育改革的问题进行梳理和考察,并结合我国现状加以深入评析。

当前我国的法学教育越来越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的发展趋势:第一个是职业化趋势。这就如同我们买任何一个产品一样,必须要有尺寸、型号、性能等一系列的标准,应当明确法学院的毕业生必须要具有的比如法律运用能力、组织法律事务的能力、起草各种法律文书的能力、关于实在法的知识以及掌握到什么程度能力等,这样就比较细化了,这都是职业化带来的一个趋势。当然今后可能还会存在科学主义和职业主义的PK,这两者之间各种不同的倾向性发展关系,但是职业化肯定是一种趋势。理由再简单不过,就是每个人都是要有一份特定的工作的;第二个就是多元化趋势,多元化这个趋势实际上并不是现在才有,它是一个事实状态。因此必然有其特色,理工科学校讲怎样培养在工科背景下的法学人才,财经院校又讲怎样培养在财经类的、财经和法学专业嫁接或者跨学科交叉的人才,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有特色的学校,因为中国的高校并不都是综合大学,而是分类的,理工农医地矿油文法财经等,什么都有。所以多元化的核心内涵就是特色;第三个问题是带有一些争议性的,即精英化和大众化的教育。我认为,精英教育这个问题没有多大意义,当然也有人根据这种观念去进行精英化的尝试,按精英教育的模式去塑造法学教育。一些制度的改进,其中第一个就是招生制度的改进。第二个问题就是人才培养的模式。第三个问题是学位制度。第一次教育部主动把法学的学位制度列入了今年的一个工作重点,就是要研究法学的学位体系;第四个问题是和就业有关的一项制度,和就业有关的制度主要体现在法学专业毕业之后和他进入到就业岗位之间衔接的一个改革问题,比如说法学专业的学生要就业,一方面必须要参加司法考试,另一方面还要参加公务员考试,这是制度改革的一个焦点;第五个问题是宏观管理体制上的,这个问题也不是说谁愿意有意去推动就能改进的,它比较麻烦。在管理体制层面上到底谁为中国的法学教育负责,这个问题可以归因为:“权限明确、责任不分”。这次的招录体制改革可以说是罕见的政治动员的组织构架。[2]

随即 王瀚 教授做了总结性的精彩点评,并提出“国家培养司法人才模式”中存在的问题。

两位教授回顾了三十年中国法学教育的历程,对目前中国法学教育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归纳和梳理,并提出了我们当前法学教育制度改革的一些基本思路。中国的法学教育,这应当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 汪世荣 教授就目前(中国法律)诊所的教育开展研究马上就十周年了,在全国开展诊所式教育以来已经取得了一些研究的成果,对此,他已经做了非常好的梳理和总结,并且提出要很快召开一个国际性的关于诊所式教育的研讨会,来系统的梳理和总结诊所式教育在中国开展十年来的发展历程和成功经验。一定要注重法律工作者和未来法律工作者基本的司法素养、法律操作的技能、法律思维的方法、法律推理等能力的培养,这些能力都是以后司法工作者必须具备的,但目前在法学院却得不到这样的培养和教育。 王健 教授长期从事法学教育的研究,包括对近代法学教育的研究,也实际参与了我们国家很多法学教育改革的工作,掌握了大量的数据。数据显示:中国法学教育在改革开放三十年里疯狂地扩展,发展的速度非常惊人。山东大学校长 徐显明 教授最新的研究结果显示:他统计的现在关于中国涉及法学教育的单位有900个,而不是教育部原来统计的634个,目前在校的法学院各类学生的总和是76万大军,其中法学本科生是40多万。 徐显明 教授在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时就提出政法大学法学的毕业生真正就业到公检法机构的不足13%,这是多么令人惊叹的数据,也是令人忧心的数据。去年开始《法制日报》系统地讨论了一个问题,即中国西部“法官荒”,重点包括陕西、甘肃、宁夏、新疆,有很多地方的法院极其缺乏已经取得法学学士学位的法官,甚至一些县的法院出现了“法官荒”,即开庭没有法官、而要到外县去借法官,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另一个方面是从法院里流失的法官又很多。这就出现了一个严重的矛盾:一方面是法学院校拼命扩招,招生的规模不停扩大;另一方面是国家司法人员的匮乏。那么这样一种法学教育能适应法制国家的建设需要吗?这不能不令人去思考。我认为这个问题不加管理和规范是不行的。主要问题在于我们对法律院系的设置“网开一面”、不加规范、不讲条件。国内却存在着就业危机、质量危机、声誉危机(因为法学院的学生分配不出去)。我有一个个人的意见,即大学法学(教育)应当在教学方法上改革,特别注重判例式教学在法学院的广泛应用,特别是在中国法学教育里具有主体地位的法学教育单位,应尽可能地开展判例式教学,因为法律人才应当具备的司法技能、法律推理、法律的思维、法律规则的操作、解释等,都应当在案例教学当中得到训练。如果说我们的模拟法庭尘封已久、落上了厚厚的尘土,而不使用到教学当中去,那么校外大马路上的自学考试青年和我们四合院里正规的法学学生便没有区别,甚至人家自学者的学习能力比法学学生还要强。[3]

第三场研讨主题顺利结束后,第四场研讨随即展开。 刘作翔 教授以“法学教育、研究、实践的重要性”为题做出精辟演讲。

作为一个法律学习者,我觉得应该确立的一些观念或理念,这对我们的学习可能会有所帮助。第一就是要确立一个终身学习的理念。现在知识体系发生变化,变化非常大;第二,大学教育给我们提供什么,它提供给我们法律基本原理的了解,只要掌握法律基本原理,我们才能对实践中的法律问题进行有意义的分析;第三,我们要高度重视和加强法学教育中实践性教育和学习的这样一些环节,如诊所式教育、案例教学法。对最高人民法院的案例指导制度的研究值得关注。1985年,我曾在现在的中国《法制日报》前身《中国法制报》发表过有一千多字的文章,题目就叫《法学教育应该实行案例教育法》。呼吁这个问题;第四,我们也要改变一些传统的学习方式。我第一次去西藏,曾经到过一个寺庙,看到一个僧人集体学习的场景,藏传佛教里面专门进行辩论这样一个情境,你看着他们(僧人)都是穿着红衣服(袈裟)的学生,他就这样一个手势,一边一个在那听,一边一个就在那辩。它这个辩是非常重要的;第五,对学习者来讲加强基本技能训练,现在显得更加重要了,更重要的基本技能训练是体现在我们的思维中,对法律问题的思维,包括动手这样一些基本的能力;第六,对法学问题的理论研究也越来越离不开来自实践层面的支撑。我经常发现在博士生答辩这样一些比较高层次的法律人才的培养环节中,当参与答辩的博士生在理论上抽象地阐发了一个问题后,我经常对他说你举个例子,阐释一个什么观点,我说你举个例子把你这个观点说明一下。我就惊奇的发现,经 常有 博士生举不出例子来,他理论上给你讲一大套,讲半天,扬扬洒洒的,然后国外的这样的那样的,张三的李四的,但是你举个例子把你这个理论说明一下,半天举不出来。[4]

接着, 谢晖 教授以“法学教育涉及的体制问题、人才培养、教育素质与个人学习”为主题进行深入探讨,以论辩的方式阐释了当下培养法科人才的实践性要求,并对我国法学教育的发展前景做了展望。

谢晖 教授围绕当前我国高等法学教育中的几对关系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第一个问题是,规范教育和思想教育,应当何者优先?在法学教育中,究竟是规范教育优先,还是学术思想教育优先?我个人认为我们必须不失时机地把法学教育引导到规范教育上来。当然,这不是说规范教育就是灌输法条,而是说必须在法条中寻找法理,在判例中寻求法理;第二个问题是,司法理论优先还是立法理论优先。我个人觉得,法学教育更应当关注司法理论的问题;第三个问题是,法学教育究竟应该是精英教育还是大众教育?个人觉得,我国法学教育,更应当倾向于精英教育或者职业教育;第四个问题是,法学教育究竟应首先突出思维方法教育还是道义教育?我个人这些年在教学和思考中,越来越倾向于在法学教育中,必须以法律思维方式的教育优先;第五个问题是,本科教育和硕博教育哪个优先?我认为,我们更应当注重扎实的、高层次、高质量的本科法学教育;第六个问题是,应试教育和见识教育哪个更重要?个人觉得,如果从当下考虑,我们不得不考虑应试教育,不考虑是对孩子们不负责,是对学生家长不负责。但是如果从真正培养法科优秀人才的角度,我们应当优先考虑的是见识教育;第七个问题是,在高等法学教育的方式上,应该强调商谈教育还是灌输教育,或者商谈教育与灌输教育何者优先?我更喜欢在我们的教学中,在学生 老师之间,老 师和 老师之间进行辩驳、商谈。[5]

王瀚 教授结合理论与实践对两位教授的发言做出精彩点评。 王瀚 教授点评的内容梗概:

刘作翔 教授提出案例教学在整个法学培养中具有重要地位,我个人也有这样的理解,法律工作中,某种意义上他是一个语言工作者,逻辑工作者,也是一个文字工作者。那么法律人才在基本技能训练上我认为辩论很重要,我期望甘肃政法学院的法科学子,把辩论徜徉在我们甘肃政法学院的校园里,那你离一个职业法律人才就不远了。在本科教育和硕博教育这个问题上, 谢晖 教授倡导应当重视法学本科教育,特别要把大学本科教育看作重中之重。对这个观点我表示完全赞同。应试教育和实践教育及教育方式两位教授都谈了他们自己的观点。在此我对两位教授提出的两个观点,表示赞同。特别是 刘作翔 教授,强调对案例教学法在法学教育中的贯彻和实施。他提出从教育的体制上解决,真正在本科课堂教学中应当贯彻。这个我是完全赞同。[6]



[1] “甘肃籍中青年法学家论坛”之第三场“法学教育理论若干问题研讨”录音整理稿(凡秋霞整理)。由于本部分的录音不完整,所以笔者根据回忆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整理,有些内容可能与汪世荣教授的现场发言不吻合,希望汪世荣教授及读者谅解。

[2] “甘肃籍中青年法学家论坛”之第三场“法学教育理论若干问题研讨”录音整理稿(凡秋霞整理)。

[3] “甘肃籍中青年法学家论坛”之第三场“法学教育理论若干问题研讨”录音整理稿(凡秋霞整理)。

[4] “甘肃籍中青年法学家论坛”之第四场“法学教育理论若干问题研讨”录音整理稿(王静萱整理)。

[5] “甘肃籍中青年法学家论坛”之第四场“法学教育理论若干问题研讨”录音整理稿(王静萱整理)。

[6] “甘肃籍中青年法学家论坛”之第四场“法学教育理论若干问题研讨”录音整理稿(王静萱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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