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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学术报告会——“首届陇籍中青年法学家论坛”研讨成果综述之三
2015-09-08 00:33  

受邀的6位陇籍中青年法学家在围绕“中国法制化进程中的热点问题”、“法学教育理论若干问题”等主题共同开展研讨的同时,还分别举行了《西北法学研究与中国法学流派》(谢晖)、《马锡武审判方式经典案例评析》(汪世荣)、《中国法律教育的现状、问题与挑战》(王健)、《中国法治进程中的权利平等保护》(刘作翔)、《和谐世界构建与当代的国际法律秩序—我国外交实践中的若干国际法问题》(王瀚)、《中国法制改革三十年的宏观分析与评估》(冯玉军)共6场学术报告会。

10 23 谢晖教授作了题为“西北法学研究与中国法学流派”的学术报告,报告由甘肃政法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史玉成副教授主持。谢晖教授从中国文化的多样性与单一模式法律体系之间的矛盾出发,论证了以民间规则为载体的民间构造或地方性规则存在的必要性,以及地方性知识何以能建立起一种知识体系;提出西北法学研究应当关注从契约关系的角度,研究中央和地方的资源配置问题、研究地方的自治权利问题;中国的法学研究必然会出现流派化、多元化的趋向,这种流派化不仅可以按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为界分,也可以按研究地域来界分,如果在现有的基础上加以努力,完全有可能建构西部或西北的法学流派。本次讲座对全面了解,客观认识西北法学和中国法学流派的现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1]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 谢晖 教授在这个报告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西北法学”或中国法学研究的“西北学派”这样的命题或概念。 谢晖 教授认为,只要我们能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就完全有可能创建这样的法学流派。“西北法学”这样一个法学流派成立的可能性在于:第一,在于我们西北地区所面临的独特的文化或秩序构造方式;第二,在于我们独特的文化或独特的权利义务需要。比如我们通过秋菊打官司这样一部电影,可以发现西部人独特的权利结构和权利需要;第三,在于我们已经有这样的学者群和学术基础;第四、更重要的是,任何一个法学研究者他都既要面对国家的问题,也要面对地方发展的问题,特别是在我们西北地区工作的法学工作者,他们所面对的问题更多地就是我们本地的问题,尽管可以说我们中国面临的问题无限之多,但是我们所面临的主要就是地方性的问题。当然, 谢晖 教授在这里对作为一个法学流派的“西北法学”仅仅是作了一个初步的“证成”,也许还有其他更多更重要的“本土资源”来证成“西北法学”,这将取决于更多西北法律学人的参与和努力。与此相关, 谢晖 教授还提出了西北法学研究中的人类学路线的问题。这个提法显然是极具前瞻性学术眼光的。不过,从民间法和民族习惯法研究的视角来看,这种人类学的路线可能对诸如西南地区等国内其他地区的民间法和民族习惯法研究更为可行。但是,对西北地区而言,可能还要更多强调政治学的路线,这是因为在西北地区,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问题似乎比其他地区更为艰巨,也更为重大。[2]

10 23 晚,汪世荣教授作了题为“马锡五审判方式经典案例评析”的学术报告,报告会由法学院党总支书记魏清沂副教授主持,汪世荣教授对马锡五审判过的四个经典案例进行了精彩的评析,总结梳理了马锡五审判方式对于我国现代法治的意义,提出了司法视角下法治的相关问题。[2]

汪世荣 教授对马锡五审判方式之于中国现代法治的意义的阐发是令人信服的。实际上,强世功的相关研究也发现,中国共产党的法律传统就形成于陕甘宁边区政府时期,这一时期所发明的马锡五审判方式以及由此推动的人民调解成为中国共产党法律制度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主要传统之一,这一传统直至今天依然影响着中国的司法实践。这一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法律传统直接导致了中国法律的治理化倾向,从而又创设了中国法律的新传统。[3] 当然,马锡五审判方式是在特定的历史地理背景下产生的,即首先是边区这样一个特殊的地理环境及其所面临的生存困境,[3] 其次是边区面临的司法困境,最后是个人因素——作为一个务实、精明、卓有成效的实干家,马锡五回应这些需求,从实践中发展出以其命名的马锡五审判方式。既然如此,在当代中国某些地区,如果仍然存在着马锡五审判方式产生的特定的历史地理背景,那么,类似于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司法模式就不仅仅是一种“路径依赖”或“有记忆的选择”,而是具有其现实的合理性。与这个问题相关,笔者也谈到中国司法的本土化模式问题。比如在西北农牧地区,由于不同类型农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差序格局”,公民基本权利的司法保障事实上呈现出了一个动态平衡结构,进而演化出不同的司法理念或公民权利的司法保障模式。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模式:积极型司法理念、消极型司法理念和折衷型司法理念。总体来讲,西北农牧地区的司法理念是“混合型”的。[4]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 汪世荣 教授对马锡五审判方式的现代法治意义的阐发和重申就是适时的,也是明智的。

王瀚 教授于 2009 10 24 日晚 作了题为“和谐世界构建与当代的国际法律秩序——我国外交实践中的若干国际法问题”的学术报告,报告会由甘肃政法学院校副校长 李玉基 教授主持。 王瀚 教授的主题报告涉及到“一个动向、两个问题”,即目前国际关系发展的新动向,国际法体系变动所引起的问题、和谐世界构建与我国发展的关系问题,向师生们深入浅出地阐述了国际法中的深邃理论,以案例的形式分析了目前我国外交实践所面临的国际法的问题。[4]

王瀚 教授提出的诸多国际法热点问题意涵深远,发人深省。演讲中, 王瀚 教授侧重对我国外交实践中的一些热点国际法问题展开了深入地论述。其中,国际法上的合法使用武力问题、我国外交实践中的国家财产豁免问题、我国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问题、国际条约在我国的效力和国际条约在我国的执行机制问题、我国对境外中国侨民的外交保护问题、我国的海洋划界问题等都引起了与会听众的强烈共鸣和浓厚兴趣。此外, 王瀚 教授还引用了1979年湖广铁路债券案、1980年中美之间的烟花案、赖昌星走私案(引渡问题)、余振东贪污案等有关国际法的重大案件来佐证自己的观点。有鉴于这些问题对中国国家利益的重大相关性,因此, 王瀚 教授提出在当前形势下应当特别重视和加强对国际法的教学和研究。笔者特别留意到 王瀚 教授演讲中的一个“亮点”—— 关于中国与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争议。 王瀚 教授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极大地“刺激”了与会的众多陇原法律学人(子)。因为, 王瀚 教授提到,由于我国在国际法研究的整体水平上与日本还有很大差距,加之其他一些不利因素,使中国通过国际法院的诉讼来捍卫自己正当的主权要求方面面临着极为尴尬的局面。 王瀚 教授带给与会听众的这个“刺激”是极为必要的——这实际上是一个“激励”。它会提醒我们时时不要忘记1996年江泽民同志在中南海法制讲座发表谈话时的告诫:“所有代表国家从事政治、经济、文化、司法等工作的同志,也都要学习国际法知识。有些地方和部门的干部,由于缺乏国际法知识,在实际工作中吃了不少亏。这种教训应该引以为戒。办法就是加强学习,加深了解国际法所确认的基本原则、通行惯例及发展趋势。”[5]

2009 10 24 晚,刘作翔教授作了题为“中国法治进程中的权利平等保护”的学术报告,报告由甘肃政法学院法学院教授刘淑君主持。刘作翔教授的主题演讲分为三个主要方面,即“中国法治进程中权利平等保护”问题的提出、平等权在中国的表现样态、权利能不能得到平等保护。刘作翔教授首先以案例的形式就刑法中规定的渎职罪与抢劫罪在量刑上的差别的问题切入演讲主题,进而就2004年《宪法》修正案涉及的有关“财产神圣不可侵权”这一问题及《物权法》、《企业所得税法》所反映出的问题引出“中国法治进程中权利平等保护”这一主题,特别说明了实践中存在的“同案不同判”现象,同时细致分析了“平等”这一关键词;在第二个问题中,刘教授就“权利平等保护”的发展进程作了详尽讲解,并结合大量案例,涉及大学招生、劳动就业、反歧视诸方面,就实务中出现的“同命不同价”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同时提醒法学研究者应警惕将法律问题转化为道德性、政治性话题;在最后一个问题中,刘教授分别就权利主体能否得到平等保护、权利类型能否得到平等保护、平等是否意味着无差别以及平等观念源自何处等问题做了深入阐述,还提到了弱者权利保护等问题,也就自己对理论界提出的“权利之位阶”这一观点做出了说明。[5]

刘作翔 教授这次演讲,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以案说法”,引用许多重大的案例来论证主题。 刘作翔 教授在演讲中提到,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内关于权利平等保护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学术的关注。当时有两个比较著名的案件:一个是在北京大兴县发生的“农民抢西瓜案件”,这个案件最后是以抢劫罪论处,抢西瓜的农民被判处无期徒刑。在这个案件发生的前后时间内,在我国东北也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事件,就是“大兴安岭火灾事件”。当然,大兴安岭火灾事件的原因是比较复杂的。当时在追究责任人这个问题上,大兴安岭火灾所在地的一些镇领导、县领导,还包括一些林业局的领导,都先后被处以刑罚,但是最高的刑罚当时也就判了五年。如果拿这两个案件做比较,很明显大兴安岭火灾事件对国家造成的损失是几个亿、十几个亿。但是对有关渎职的负责人仅被判处了五年刑罚。而几个农民因为抢了西瓜却被判了无期徒刑,这公平吗?显然,在这两个案件中,权利平等保护的问题被直接地提出来了。所以当时就有一个比较形象的议论,说“穿皮鞋的”和“穿草鞋的”在司法上有不同的对待。此外, 刘作翔 教授还在演讲中提到了“受虐杀夫案”、 “贾桂花肖像权纠纷案”以及大学招生、劳动就业和城乡公民权利保障等方面的许多典型案件。 刘作翔 教授演讲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对权利平等问题进行了学理上的更为深入的思考和论述。笔者发现,在对权利能不能得到平等保护、平等不等于平均、平等并不意味着无差别、平等观念源自何处等问题探讨中, 刘作翔 教授作了比以往更深入的研究和思索,不时都能发现刘作翔在权利平等保护问题上的“知识增量”和“边际创新”。在谈到平等观念源自何处时, 刘作翔 教授认为,平等观念与宗教、政治等人类社会文化因素无关,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是物种进化形成的。这些观点都是非常前沿的。笔者理解, 刘作翔 教授的这些思想,从某种程度上讲,实际上是提醒法律学人要开阔自己的知识面,要有“法律的社会科学研究”的意识。事实上,笔者已经发现,一些社会生物学家的作品,诸如德瓦尔的《黑猩猩的政治》(初版于1982年,2009年已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25周年版)、爱德华·威尔逊的煌煌巨著《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中文全译本已由北京理工大学出版2009年出版)、郑也夫的《神似祖先》(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版)等作品已经非常深入地对动物及人类的平等观念进行了进化生物学的透视。借助于这些“法外”的著述,会使我们对“法内”的所谓权利平等保护问题获得更为深入地理解。

2009 10 24 下午,冯玉军教授作了题为“中国法制改革三十年的宏观分析与评估”的学术报告,报告会由研究生与学位管理处副处长沈天炜主持。冯教授以中国法制改革为背景,将其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穿插六条主线,宏观分析了中国法制改革三十年来的经验与教训,其中对于中国法律与法治的自我同化和异化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冯玉军教授指出,在过去三十年,中国社会日益法制化、法律职业者日益专业化、司法独立、党与司法关系法定化、政府各项法制改革措施人性化,民众权利意识、维权意识日渐苏醒,但同时也说明在法律资源的配置,以及法治发展水平上表现并不均衡。最后,冯教授还就中国法制改革三十年的成就作了总结和展望。[6]

通过展示大量的图表资料和数据信息来对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法律与社会发展进行定量分析是 冯玉军 教授这次演讲的显著特点。 冯玉军 教授将中国法律发展的指标体系分为立法、法律实施和法律教育与研究三个分指标,每个分指标从机构、人员、职能活动和经费收入四个方面分析;而与此相关的社会发展主要考虑人口、年龄、性别、GDP、文化教育水平、城市化、市场化程度等因素,分析我国法律发展的各个方面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上述社会因素的影响,而社会发展又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法律的作用。当然, 冯玉军 教授在并没有把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截然分开,而是把两者统一起来进行分析。长期以来我国对法律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法律本身的规范研究和定性分析上。 冯玉军 教授的报告则把中心放在法律发展的质量与数量的分析方面,建立一定的法律指标体系,从质量和数量的结合上分析我国立法、法律实施和法学教育与法学研究方面的进展。另外, 冯玉军 教授还对中国法制改革三十年的成就进行了省际分析研究——立足于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法律发展,把省一级的法律与社会发展作为分析的单元,把它们放在一个平台上,按照统一的指标体系,在同一时间段,分析各自发展的特点;把全国的法律发展作为省际研究的基础,研究在全国的层次上所得。[7]笔者认为, 冯玉军 教授的这次报告对中国法学研究中的实证方法和定量方法进行了一个极好的示范性操练,这对陇原法学乃至整个中国法学的科学实证方法的养成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2009 10 24 上午,王健教授就“中国法律教育的现状、问题与挑战”为题,做了精彩而深刻的学术报告。报告由甘肃政法学院法学院党总支部书记魏清沂副教授主持。王健教授首先从中国古代法律史出发,分别讲述了中国法学教育的起点、发展及兴衰的历史,以此作为历史背景,分析了我国法律教育的现状;随后,总结了中国法律教育的问题,并提出了中国法学教育所面临的挑战;最后回答了师生的提问。王健教授的报告科学、准确地揭示了中国法学教育的现状、问题和面临的挑战,不仅是一场非常精彩的学术报告,也是一场法学专业师生的职业教育报告,必将对我们的法学教育教学产生深远的影响。[8] 

王健 教授在这个报告中对法律教育问题的探讨和分析是立足于全国整体来展开的。其中对中国法律教育的现状的描述,症结的分析,前景的瞻望等,笔者也深有同感。其中,对中国法律教育的结构失衡的问题的分析,也是非常令人信服的。事实上, 朱苏力 教授也从市场机制的视角分析了这个问题,可谓异曲同工。朱苏力认为,当下中国法学教育的最基本挑战就是法学院的产品,即毕业生和学术成果能否满足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朱苏力分析道,就毕业生而言,中国法学院的产品还不能满足社会的急迫需求,同时表现为产品的紧缺和过剩。紧缺的是两端,过剩的是中间产品。高端法律人才的缺乏,目前表现得最明显的是国际国内经济事务上的法律人才,但是在未来,很可能还会欠缺参与治理国家决定对内对外政策的高端法律人才; 另一面,中国的法学教育还不能满足中国的农村或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的法治需要。与此同时,在中国东部地区已经出现了法律人才的相对过剩,表现为法学院毕业生找工作越来越难,找到的工作的工资水平也与毕业生的预期差别越来越大。[6] 笔者认为,适合于西部的法律人才目前事实上处于紧缺状态,属于苏力所讲的紧缺的两端之一。原因在于:在法律教育方面,西部地区的法律院校(含系、所)存在着一个共同的误区:法律人才培养市场定位的唯城市取向和法律学术生产市场定位的唯城市取向。这对西部地区的大部分法律院校来说恰恰是“扬短避长”。这是造成西部地区法律人才紧缺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如何充分发挥西部地区高等法律教育比较优势,进而实现全国法律教育的优势互补和均衡发展,是当前我国法律教育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7]

陇籍中青年法学家的六场学术报告,场场精采纷呈,专家妙言连珠,会议气氛热烈,师生互动踊跃。 谢晖 教授有诗为证:“秋色斑斓画陇原,情怀故里乘风还。同商政法兴衰奥,共议家国治乱玄。”



[1] 甘肃政法学院新闻中心(校园网)。

[2] 甘肃政法学院新闻中心(校园网)。

[3] 关于对陕甘宁边区的特殊的地理环境的描述,请参见王勇:《黄土高原上的政治地理学——西北村庄调研随笔之六》,http://images.fyfz.cn/blog/images/index.aspx?blogid=520864

[4]甘肃政法学院新闻中心(校园网)。

[5]甘肃政法学院新闻中心(校园网)。

[6]甘肃政法学院新闻中心(校园网)。

[7]据悉,冯玉军教授曾参与了“中国法律发展报告”的课题项目的调查和写作任务。“中国法律发展报告”项目是由洪范法律与经济研究所于2003年设计组织的,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朱景文教授负责实施。最终成果请参见朱景文主编:《中国法律发展报告——数据库和指标体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8]甘肃政法学院新闻中心(校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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