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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晖教授论“陇派法学”和“陇籍法学家”
2015-09-23 11:32  

    编者按:中南大学博士生导师谢晖教授近日在陇籍法学人微信群中对“陇派法学”、“陇籍法学家”进行了论述,主要观点如下:

    一、地域:看到建兵、郭武等多位朋友说,以地域命名一个学术流派不妥,这种说法怕真有些不妥。众所周知,在我国历史上,所谓关学、洛学、濂学、关陇学派、湖湘学派、余姚学派、金华学派、桐城学派、婺源学派、岭南学派、浙东学派等等,悉以地名命名;而在国外,马堡学派、法兰克福学派、维也纳学派、奥地利学派、剑桥学派、牛津学派、伯克利学派、芝加哥学派、罗马俱乐部等,虽有大学或研究机构做依托,但也借重地名。故说以地名命名一个学派不妥,令我多少不解。事实上,地域作为人们现在或曾经生活的源地,是型塑人们精神现象的重要地理前提。正如我们都知道“人是环境的产物”一样,自小在某一地方生活的精神烙印,会深深地刻在从这里生活或走出的人们的心上,当然,也会因此对一个人的学术思想产生重大的、潜移默化、春风化雨的影响。法学和法律作为公认的实践理性形式,既关乎法学生产者的一般人 文关怀,也关乎其既有的生活经验和藉此所形成的“前见”。可以说,我们的生活环境,以及自小养成的家乡情结、甘肃情怀,注定了我们对法律的理解,也会自觉不自觉地受这里所形成的既有“前见”的影响。这是我强调从地域视角看,“陇派法学”的提法并无不妥的原因。

    二、主体:诚如各位所言,“陇派法学”的研究主体是“陇籍法学家”。“陇籍法学家”大体包含了在甘肃土生土长的法学家、父辈移民到甘肃且土生土长在甘肃的法学家和曾工作在甘肃的法学家。如今已经举办三届的“陇籍法学家论坛”,都以这个标准界定“陇籍法学家”。我参加过的“胶东人法律联谊会”、“湘籍法学家论坛”大体也秉持这一标准。以这一标准衡量,则“陇籍法学家”确实构成一个值得当代中国法学界关注的群体,不说老一辈的法学家如吴文瀚、柴发邦、刘瀚、胡留元、冯卓慧、王鼎勋等先生,仅就当下活跃在我国法学界、硕果卓荦的知名学者就有:於兴中、李明德、金俊银、刘作翔、吴宗宪、黄京平、甘培忠、米健、马光远、任强、张世明、王斐弘、徐泉、靳文辉、冯玉军、张翔、韩军玲、王勇、衣家奇、李占荣、王肃元、刘志坚、汪世荣、王健、王翰、马治选、王兰萍、牛绿花、马贵翔、周林彬、刘艺工、梁剑兵、李道刚、杨强、苟军年、王存河、杨平、卢建军、曹明、苏婉儿、隆英强、吴国喆、姚华、史玉成、谢晖以及正在成长中的一大批法学副教授、博士和博士生等等。这些富有创见的学者的学术作品,未必关注一个话题,但仅仅在人数和学术精力的投入上,就业已叫人刮目相看。我以为,这个群体,是担当“陇派法学”之任的当然主体。

    三、问题:这是大家在既有的争论中特别予以关注的话题,诚然也是衡量一个学术流派是否成立的关键所系。事实上,尽管各位“陇籍法学家”所关注的问题领域各不相同,但很少有人关注十分琐碎的问题,而更多关注的是法律和社会发展中的宏大问题。这或许是振东在留言中已经注意到的:“陇籍法学家”中法理学者、法律史学者格外突出的原因。即使从事部门法学研究的“陇籍法学家”,也能够使所研究的问题升华到很高的法理学层次。我最近读过张翔、吴国喆、郭武等一些陇籍青年法学家的论著,其对选题论述的深入程度、分析的仔细程度,完全可说是“部门法理学”研究的典范之作。这种情形,可否谓之“陇籍法学家”在研究对象、乃至研究手法上的接近?可否作为“陇派法学”最明显的特征来看待?我以为是应予考虑和考察的问题。如果这种关注的问题域及论述方式的接近能够进一步证成,或许会为“陇派法学”奠定重要基础。至于王勇提到的陇原大地可能蕴藏的型构、塑造一种制度文明的独特文化因素,虽未获得“陇籍法学家”的普遍关注,但也获得了部分回响。倘若能对陇原文化和中国制度变革的相关性予以自觉关注,或许会让“陇派法学”的问题意识更为集中、清晰、有说服力。我计划中的“文明结构中的法治”一书,虽不以陇原文化与法治的关联性作为专门考察对象,但会自觉关注中国不同文明类型与法治建构间的内在关联。期待各位就“陇派法学”的问题域做更进一步的阐释和探究。

    四、方法:这是学派衡量标准中另一个重要的准据,但这或许是在论及“陇派法学”时最难总结的问题。这一方面在于自古而今,中国学术奉献给世人的方法论成果都不太显著。另一方面,“共和”以来的思想禁锢和“辩证”遗风,更让自由研究的方法路径被埋没。但即使如此,只要进行学术研究,自觉不自觉的的研究手段总是会呈现于研究成果中。这些年来我在阅读中,初步觉得规范—社会研究方法是“陇籍法学家”的研究成果中被运用得较多的方法。於兴中、刘作翔、冯玉军、张翔(更多规范研究)、梁剑兵、王勇(更多社会—文化研究)、任强以及我本人的研究都明显地体现出规范—社会研究相结合的的方法特色。能否把这种方法进一步发扬光大,从而形成“陇派法学家”研究的自觉?当然还需要一个过程。但这种不约而同的研究方法上的端倪,倒是值得认真关注、观察和总结的。这在未来“陇派法学”的成长中会扮演什么角色?也很值得研究和重视;这和前述“陇籍法学家”所关注的问题域之间又是何种关系?或许值得我们一并考虑。如果这一初步的感觉和观察没错,那么,它能否构成“陇派法学”人共同坚守的方法——不仅关注规范分析,而且关注社会分析,甚至将规范分析和社会分析自觉、有机地结合的方法?在我看来,它不是所谓综合法学的方法,它只是“陇派法学”人在研究中对法律现象的规范之维和社会之维投注了初步的方法自觉。

    五、观点:衡量一个学术群体是否构成一个学术流派,能否以问题和方法为导向,从中提炼出核心观点,是重要的标准之一。我在阅读“陇籍法学家”作品,特别是其中法理学和法史学者的作品时,欣喜地发现,“陇籍法学家”大都自觉地以(法律)文化和文明为其研究的重要内容,并就此提出了一系列在海内外有所反响的学术观点。如(法律)文明形态论(於兴中)、(法律)文明结构论(王勇)、法律文化论和权利冲突论(刘作翔)、法律信仰论和意义(大、小传统,意义解释以及民间法理论)沟通论(谢晖)、宗教法理论和法律全球化理论(冯玉军)、礼法思想和法律精神论(任强)、比较法律(法政)文化论(王斐弘、王健)、法律与社会比较论(张世明)、古典法律文献论(汪世荣)等。当然,在这些观点之外,包括如上被列举的“陇籍法学家”们,还提出了其它一些有一定影响的理论,但如上紧紧围绕着文化和文明而展开的研究及学术观点,我想,既是“陇籍法学家”之间一种不约而同的巧合,也可能包含有特别值得我们认真关注的地域环境—生活方式—性格气质的必然性。倘若透过如上现象,能更进一步寻根问底,找到这种十分巧合的学术观点的内在决定因素,对“陇派法学”而言,弥足珍贵。如果能像王勇采访刘作翔那样对这些法学家不仅就其学术关怀和取向进行采访,而且对其心路历程进行采访,或许能找到一条解析上述现象的蛛丝马迹。但愿文德所编辑的系列采访能更加深入(我那个访谈很不成功,因为就基本上就没有接受采访,这主要是我的过错,没认真对待之,我愿意有机会时再接受补访。不过山东大学法学院两位学生当年对我的一个采访还是不错的)。

    六、成果:在我看来,一个学术流派是否成立,在前述几点基础上,自然还应有被人们所看重的学术成果或者学术代表作。在这方面,“陇籍法学家”们的实际成果更是值得我们自豪的。如《法律文化理论》、《迈向民主与法治的国度》、《法治与文明秩序》、《法理学检读》、《法律的意义追问》、《法律信仰的理念与基础》、《沟通两个世界的法律意义》、《有场景的法律和社会科学研究》、《藏族盟誓制度研究》、《法律、资源与时空建构》(五卷本),《中西哲思之源》(六卷本),《法律思维与法学方法》、《法经济学范式》、《全球化与中国法制的回应》、《知识、信仰与超越》、《法度与理念》、《判例与法律发展》、《残疾人权益保障比较研究》、《宪制的伦理生命》、《宪法释义学:原理 技术 实践》,《基本权利的规范建构》、《宪法的观念世界》、《法意对话录》、《权利表象及其私法处置规则》、《经济法的分析实证基础》、《国家经济主权论》、《国际贸易投资自由化法律规制研究》、《国际私法之程序法比较研究》、《国际航空运输责任体制法律问题研究》、《西方法权思想的近代嬗变》、《西方犯罪学》、《西方犯罪学史》、《日本最低生活保障法研究》等以及大量的法学学术论文,都能提出有思路、有思想、个性鲜明的法学学术主张、学术观点,提供有价值的学术资料。对“陇籍法学家”而言,这里所列举的论著,只是挂一漏万。但这些列举或许已经多少能够表明“陇派法学”的学术成果了。当然,这只是初步,距离蔚为大观的学术成果还远。但有了这个初步,我们还担心路程遥远吗?

    七、精神:最后,作为一个学术流派,总是需要一定精神气质支撑的。对此,在厘定“陇籍法学家论坛”的宗旨时,甘肃政法学院,特别是李玉基院长提出的四条中,有一条就是“凝练精神气质”。但在“第三次陇籍法学家论坛”讨论时,不少学者认为这一条太虚。可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法学流派必须有的内容。我以为,“陇籍法学家”,或者“陇派法学”人的基本精神气质有四:一是独立,包括思想的独立和行为的特立独行。这尤其体现在在外地工作的“陇籍法学家”身上。他们的成长,是自己独立奋斗的结果,而不是别人可以扶持的结果。因此,很难见到他们中有人云亦云、随波逐流者。二是自信。精神独立的重要条件是自信,我所接触过的“陇籍法学家”,无论已成名的还是正在成长中的,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充满了自信和热爱,坚信努力与收获之间的基本常识。三是坚韧。或许是出生于黄土地、“苦甲天下”的缘故,我所见到的所有“陇籍法学家”都吃苦耐劳、坚韧不拔。再苦再累,也不忘学业根本。这应当是其能不断产出学术成果的重要原因。四是爱乡。所有“陇籍法学家”,都有浓厚的黄土情结、甘肃情怀。这无论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已经召开的三届“陇籍法学家论坛”上,都有突出的表现。也在“陇籍法学人”群中可以深刻地感受到。如上种种,或许在其他省走出来的法学家身上也有表现(尤其“湘籍法学家”),但在“陇籍法学家”身上的表现,是特别值得关注“陇派法学”时,予以提炼并加以凝练的。

    如上七点,仅是一孔之见,特别期待各位陇籍法学人集思广益,就此展开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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